中国盆景文化史十年磨砺蚊力负山终将问世412第八章中国近现代的盆景文化
第四十三节丁宁 中国古代画论绪论2
一 中国绘画源远流长，洵非虚言。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，我们的祖先早在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时代起，也就是在一万年以前，就已经尝试原始岩画或崖刻了。他们所留下的画迹尽管并不完全属于我们现今所理解的“美术”亦或“绘画”，但是，其打动人心的力量却一点也不输于当代人，而且，甚至是后人难以仿效的。 譬如，云南沧源岩画就是迄今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中国绘画之一，古老、淳朴，而且仿佛有一种现代艺术的形式感！其后，则有战国时期的帛画（如出土的《龙凤人物画》、《御龙图》）、秦代的宫室壁画、汉代的画像石等。 当然，有了画，就未必一定留下了相关的理论表述。其中的道理是显然的。首先，绘画的历史远比画论的历史要长得多。事实上，早在文字出现之前，绘画已经崭露头角。原始人所作的图画就是一个证据。想象那个时期有绘画理论，是找不到什么文字依据的。其次，即使有了文字，也不一定就有了理论的表述。对于绘画的理论思考，在时间上，实际上还要晚许多。毕竟，作为对绘画实践予以自觉概括、评判和总结的工作是需要建立在深刻反思的轨迹上的，也就是说，仅仅描述现象而已，其实与理论形态的思想还有相当巨大的距离。不过，这样说，并不等于意味着，在没有出现具有系统理论色彩的学说之前，有关的只言片语就绝对不值一提了。恰恰相反，正是这些看似有些零碎杂乱的言论，可能是后来的理论表述的独特铺垫或灵感来源之一。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所谓的“魏晋风度”，标志着一种审美的自觉追求及其高度。在人物画领域里，有了像顾恺之、陆探微、曹不兴、戴逵等杰出的画家；在花鸟画方面，丁光善画蝉雀，梁江陵（今南京）光相寺曾有其壁画，此著录于唐裴孝源的《贞观公私画史》中；在山水画方面，刚刚崭露风采的作品已经非同凡响。唐代摹本《洛神赋图》（传顾恺之所作）以及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等都是当然的杰出代表。正是在这一人的主体意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的时代，一方面是创作的辉煌，而另一方面则是精湛的画论文本的问世。 顾恺之作为一流的画家，所论也令人瞩目。他的《论画》、《魏晋胜流画赞》和《画云台山记》无疑凝聚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观念，如“以形写神”、“传神写照”和“迁想妙得”的提出和描述，甚至可以说，提示了中国画后来的发展方向。到了谢赫的年代，他的《古画品录》推出了“六法论”，奠定了中国画论的核心原则。只是天妒英才，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可能卒于23岁，否则，当能给中国画论的宝库留下更多出类拔萃的遗产。其他的如宗炳（《画山水序》）、王微（《叙画》）和萧绎（《山水松石格》）等，也都颇为独到地触及到创作的心得以及品评的标准。 唐代是一个辉煌无比的时代，令后人频频仰视之。辽阔的疆域、强盛的经济、开放的文化等使得当时的艺术的发展获得了极其独特的土壤和动力。一方面是绘画杰作的大量涌现，另一方面则是绘画理论的勃兴。从现有文献可知，唐代的名画家有三百多位，阎立本、李思训、吴道子、王维、韩幹、张萱、周昉等是其中耀眼的明星。吴道子在人物画和山水画方面的建树使其获得了“百代画圣”的崇高声誉。相形之下，绘画理论的面貌也有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。至今可见的画论著述就有二十余种，其价值和影响都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度。 张彦远的《历代名画记》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画史，史料价值突出，而且也阐发了精湛的画学思想。朱景玄的《唐朝名画录》、王维（传）的《山水诀》与《山水论》、李嗣真的《画后品》（或《续画品录》）、释彦悰的《后画录》，裴孝源的《贞观公私画史》等都程度不同地表述了绘画史观以及对画事实践的反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唐代是一个诗歌鼎盛尤加的时期，众多的大诗人（包括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和元稹等在内）都留下了意味隽永的论画诗，同样显得价值非凡。如李白，就留下了九百余篇诗章，而其专论画的诗篇约有二十首，至于与绘画有泛泛关联的诗篇则将近六十首。那些生动飘逸的诗句为我们感悟流传至今廖若晨星的唐代绘画，无疑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独特渠道，而有些深蕴的画理也耐人寻味。 五代十国时期短短半个多世纪而已，而且尽管动荡、割据，可是绘画却因着唐代的文化力量的延续，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，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譬如，在山水画方面，荆浩、关仝、董源和巨然等都是巨匠，而周文矩、顾闳中则是人物画方面的大师。荆浩本人所撰的《笔法记》堪为中国画论的华彩乐章，对山水画提出了“六要说”，其意义可与谢赫针对人物画而立的“六法论”相媲美。 南北宋时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时期。除了承接和吸纳来自唐代和五代十国的文化雨露，宋朝开设了皇家画院，职业画家的地位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无论是写实的绘画，还是抒情的作品，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人物画方面，重要的画院画家就有张择端、李唐、苏汉臣、梁楷等，而宋徽宗赵佶虽为皇帝，但也是当时的一位杰出画家，传有人物画作品《听琴图》以及临有唐张萱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、《捣练图》等。 至于山水画领域，北宋早期的李成和范宽，善于表现北方壮阔的自然山水，其后则有王士元、王端、燕文贵、苏汉臣、许道宁、郭熙、高克明、王诜、郭忠恕、惠崇、赵令穰、王希孟等大家。南宋时代偏安江南，可是，绘画创作仍然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高度。李唐、刘松年、马远、夏圭、米友仁等都是风格鲜明的艺术家，为后世所重。与之相对应，绘画理论也呈现极为丰富的格局。郭熙父子、郭若虚、韩拙、邓椿、米芾、沈括等各自都有精彩的观点，值得钩玄抉奥。譬如，郭熙在其《林泉高致》中对中国山水画的观照方式的描述与概括堪称经典，尤其是其对“三远”透视原理的总结凸示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特质，影响卓著。官方组织编纂了《宣和画谱》；郭若虚完成了画史《图画见闻志》；刘道醇著有《五代名画补遗》、《宋朝名画评》，后者还提出了绘画的“六要”与“六长”之说；韩拙留下了《山水纯全集》；邓椿写下了《画继》；米芾撰有《画史》，等等。更有大诗人如苏东坡、欧阳修等，发表了许多有关绘画（尤其是士人画）的精辟见地。 元代颇为特殊，是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。在将近一百年的阶段里，疆域空前辽阔的帝国虽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，但是，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颇为繁荣，而在文化上则相对开放和兼容并蓄。鉴于汉族出身的文人无望于仕途，他们大多就转向田园山林，避世隐逸，无论诗与画，均排遣心中的抑郁。此时，兴盛于宋代的文人画在这里显得更为成熟和平民化了，甚至直接被称为“隶（戾）家画”。赵孟睢⒏呖斯А⑶ ⒒乒⑼趺伞⒛哞丁⑽庹颉⑼趺帷⒗钚b、柯九思、陈琳、任仁发、刘贯道、王振鹏等均为后世仰止的典范。元代各种宗教活动活跃，因而，佛寺、道观等的壁画颇为兴盛，像永乐宫的壁画，其水平可谓登峰造极。与之相应，绘画理论的探讨也有极大的提升。譬如，赵孟畹摹肮乓狻甭酆汀笆榛省甭邸⒛哞兜摹耙萜彼怠⑾奈难宓摹锻蓟姹贰⑷淖匀坏摹痘孀谑伞贰⒒乒摹缎瓷剿鳌贰⑼跻锏摹缎聪衩鼐鳌贰⑻缊嫷摹豆沤窕返龋哂刑厥獾囊庖濉� 明代延续了近三百年，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君主集权和文化专制，另一方面则是中期以来繁荣的工商经济，兼之欧洲文化也开始进入，这些都对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使之呈现为更为多样化和世俗化的倾向。在山水画方面，沈周、文征明等人的风格迥然；人物画方面，仇英、陈洪绶、戴进、吴伟等均有建树；在花鸟画方面，陈惇、徐渭、王绂、夏昶等也独树一帜。绘画理论方面的发展同样引人瞩目，专门的著述达五十多种。较为著名的有董其昌的“南北宗论”（《画禅室随笔》）、莫是龙的《画说》、韩昂的《图绘宝鉴续辑》、朱谋垔的《画史会要》、徐沁的《明画录》、何良俊的《四友斋画论》、沈颢的《画尘》、顾凝远的《画引》、李开先的《中麓画品》、王穉登的《国朝吴郡丹青志》、王履的《华山图序》、王世贞的《艺苑卮言》、唐志契的《绘事微言》、张萱的《西园画评》等。无论是“画分南北宗”，还是关于“画”与“写”的关系，明代文人均有深入的探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。 清代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末端，同时也开始走向近代社会。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集大成的色彩。山水画、花鸟画以及人物画等均有相当的成就。早期的“四僧”在山水画中个性鲜明地抒发性灵。康熙乾隆年间的“四王”则力倡拟古，与文坛的复古之风构成呼应。以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艺术家，则更倾向于不拘一格，独抒性灵。在绘画理论上，拟古与革新，守成与拓展等构成了开心的问题，然而，各有取舍，甚或有极端化的发挥。如果说“四王”中的王原祁代表的是拟古的力量，那么，无论是恽南田的“摄情”说（《南田画跋南田画跋》）抑或石涛的“一画”说（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）都在力倡革故鼎新的方面。尽管在总体上清代的绘画理论多达三百五十多种，涉及画理、画法、品评、鉴赏、收藏以及画家传略等，但是也相对显得驳杂，大量的文本是辑录旧说而已，尤其是关涉技法的细枝末节。 1911年，发生了辛亥革命，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新的时期，同样，画坛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。不过，这已经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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